万里之遥的非洲大陆上，在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著名的百年大道，中国的餐馆、超市、理发店、旅行社等林立，店铺中忙碌着中国面孔。百年大道及其周边地区被称作“中国街”，而在非洲，这样的“中国街”几乎存在于每一个国家。

　　不论是“中国街”还是“非洲城”，他们都是中非经贸合作蓬勃发展的缩影。

　　“淘金天堂”与“应许之地”

　　第一批前往非洲大陆从事小商品贸易的中国人，往往都是跟随中国对非援助项目来到这里并扎根留下来的。非洲国家工业基础薄弱，日用百货基本全靠进口，但是百姓收入微薄，这为物美价廉的中国商品提供了宝贵的商机。

　　“来的时候，这里什么都缺，鞋帽衣服都靠进口，生意好做得很。”河南商人赵庆元回忆起2001年刚到达喀尔时的情景。

　　上世纪9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中国企业“走出去”，进入非洲。同时，越来越多中国商人在非洲各大城市落脚生根，把中国商品推向非洲各个角落。许多人在这片热土淘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中国街”在非洲的遍地开花，也极大地提高了非洲老百姓的购买力，改善了他们的生活水平。

　　同样在达喀尔经商多年的刘波还记得，中国人刚进入塞内加尔市场时，当地商人因为不了解状况，曾联合其他国家的商人举行抵制活动。结果在现场，一名当地小贩却对着电视台说“我欢迎中国人，因为他们卖的东西价格更合理，而且我也有批发生意可以做!”

　　“中国街”的繁荣也启发了许多嗅觉敏锐的非洲商人，与其在“中国街”批发货物，为什么不直接到“中国制造”的大本营觅商机呢?

　　从上世纪末开始，不少非洲人开始涌向广州的各商品批发集散地。比起非洲的“中国街”，这里的商品品种更加齐全、产品质量高中低档全都有，自然意味着更多的选择、更大的利润。

　　“当时，非洲到广州的航班里满满的都是带着现金来做生意的非洲人。”2006年就到广州经商的喀麦隆人金斯利说。

　　每天与非洲人打交道的登峰街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中心出租屋管理员肖鹏说：“很多非洲人在这里找到了商机，认为广州是他们的‘应许之地’。”

　　在竞争中求合作

　　广州“非洲城”的形成，对于非洲“中国街”上的中国人来说，意味着竞争的加剧。“以前只要跟中国人竞争，现在还得跟当地人竞争。”赵庆元说。

　　同台竞争，“中国街”与“非洲城”各有优劣势：中国人更熟悉本国的生产进货渠道，进货成本更低;非洲人则更了解非洲当地市场需求，更容易取得消费者信任。

　　随着越来越多中国人涌向非洲，和大量非洲人来到中国，再加上外部因素的影响，如汇率和签证政策的变化等，“中国街”与“非洲城”都先后经历了从繁荣到萧条再到平稳发展的阶段。面对变革，有人选择离去，有人选择坚守。

　　2014年，在达喀尔打拼十多年的赵庆元选择将“百年大道”上的店铺转给同乡，前往法国与已经在那里定居的女儿一家团聚。“年纪大了，赚钱也没有以前容易了，不如退休养老。”他说。

　　刘波选择了坚守。通过研究当地市场，他决定转型。“中国商品那么多，干嘛非卖一样的东西?我就要卖别人不卖的”。现在，他的店里主营床单、椅垫、装饰品和塑料花等，还自己出资盖了一座大楼，楼下做精品售卖，楼上是塑料花和画框加工厂，从中国进原料、到当地组装，不仅降低成本，还解决了十余个当地人的就业。

　　从小在美国长大的塞内加尔人乌斯曼也选择了转型升级之路。2007年就与家人到广州从事贸易的他认为，过去的“倒爷”模式已经过时，投资合作才是长久之道。他在美国创立自有品牌，到中国寻找合作伙伴，投资建厂，贴牌生产家具出口。“只有投资与合作，你才会更加受到欢迎，更容易取得成功。”他说。

　　行走在“一带一路”上的人

　　针对非洲人在广州扎根的现象，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院长、非洲移民问题专家李志刚认为，外国人、非洲人扎根中国的现象是经济全球化、中国经济国际化带来的结果。

　　“广州的非洲人相当于珠三角地区与非洲的一个桥梁，是真正在‘一带一路’上行走的商人，”李志刚说，非洲人的到来不仅加强了中非之间的经济联系，也把广州乃至中国的文化、社会环境和人文信息传播到了非洲。

　　他说，应该让在广州的非洲人群体继续发挥这种良性作用，把广州的正能量传播到非洲，传播到“一带一路”，成为建设“一带一路”的正能量。

　　其实，在非洲扎根的中国商人们又何尝不是走在“一带一路”上的人呢?从2000年到2014年，中非贸易额从100亿美元增长到2014年的2200亿美元，中国也连续六年成为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这一成就的获得，既有非洲商人的功劳，也有无数在非洲大陆辛苦奋斗的中国人的贡献。

　　随着中非关系的继续深化，双边贸易的蓬勃发展，“中国街”与“非洲城”的故事还将继续向前发展。

　　(来源：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