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科特迪瓦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之后，出现了“一国二主”的局面。在近5个月的时间里，科政治危机最终走向武力解决。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西亚非洲研究中心副主任张忠祥在为《中国与非洲》杂志撰文中认为， 4月11日前总统巴博的被捕标志着科特迪瓦政治危机暂告一段落。但是，非洲国家存在的复杂矛盾往往会在总统大选时集中爆发出来。然而此前的矛盾多能够通过国际斡旋或各派谈判达到某种妥协，此次利比亚和科特迪瓦事件呈现出新的特点，即在西方国家的支持下，直接通过武力解决。这种新的特点也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日后非洲其他国家的选举。他认为，此次科特迪瓦政治危机有三点启示： 

第一，非洲国家民主化道路是曲折的。

自20世纪90年代初西方国家在非洲推行多党制和民主化以来，已经有将近 20年的时间。一方面非洲国家逐渐认可通过民主选举的方式实现政权的更迭，一些非洲国家的总统大选已经经历了4至 5届。作为区域一体化组织的非盟也明确反对用非法的手段改变政权，一旦哪个非洲国家发动军事政变就中止该国非盟成员国的资格；

另一方面，由于非洲国家存在复杂的民族矛盾、宗教矛盾以及党派矛盾，这些矛盾往往会在总统大选时集中爆发出来。如 2008年肯尼亚大选引发的骚乱和津巴布韦选举后的动乱至今人们记忆犹新。

这次科特迪瓦的危机也是非洲民主化曲折的反映。前总统巴博是人民阵线党主席，其主要支持力量是以克鲁族为主的科特迪瓦中西部地区；当选总统瓦塔拉是共和人士联盟党主席，在科特迪瓦北部和穆斯林地区影响比较大。加之科自 2002年以来陷于内战和南北不和之中，致使情况更为复杂。所以，科特迪瓦政治危机表面上是巴博和瓦塔拉之间的权力之争，事实上，是代表不同民族和宗教信仰并得到不同武装力量支持的政治集团为争夺权力及国家资源而长期分裂对峙、缺乏互信的结果。

第二，传统大国对非洲干预主义上升。

对于科特迪瓦政治危机，非盟比较克制，非盟主席让·平和非盟调解科特迪瓦危机高级委员会成员多次赴科特迪瓦进行和平斡旋，希望通过和平谈判解决问题。但是有的传统大国对待科特迪瓦政治危机的态度却有失偏颇，它们支持一派 ,打击一派,鼓动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对科特迪瓦进行武力干预，直到最后亲自上阵。

在西方多国发动对利比亚空袭后，西方国家推动联合国安理会于3月 30日通过了第1975号决议，如法炮制了对科特迪瓦的军事干预。自4月 4日以后，以保护平民为由，法国特种部队和联合国维和部队配合瓦塔拉的武装对巴博阵营在阿比让的最后几处据点包括巴博的官邸发起了猛攻，迫使巴博在 4月11日投降。

传统大国对非洲干涉主义的上升，标志着它们仍然把非洲看作是自己的势力范围，保护平民更多的是一种借口，实质是维护乃至扩大在非洲的利益，为此，不惜动用武力。联合国维和部队本应该确保中立，但这次在科特迪瓦卷入了不同派别之间的军事冲突，违背了维和三原则。联合国认同了干涉主义，这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是新的挑战。

对于外界干涉科特迪瓦政治危机，非洲国家内部也有不同看法。乌干达总统穆塞韦尼曾对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立即承认瓦塔拉当选科特迪瓦总统的立场表示异议。他认为如果大选存有争议，就不能贸然判定谁是获胜者，应该成立特别委员会对包括选举过程、选票登记和选民情况等展开调查。尼日利亚国内也对武力解决危机的做法提出质疑。尼日利亚《每日新闻报》 1月27日发表社论称：是否采取武力，应取决于科特迪瓦人民的意愿，而不是由尼日利亚、西共体和联合国说了算。

第三，政治危机最大的受害者是普通民众。

科特迪瓦独立之后，经济得到了较快的发展，一度成为非洲经济发展的明星。然而自 1999年政变尤其2002年爆发内战以来，经济一落千丈。本来2010年的总统大选对于长期处于南北对峙、民族分裂的科特迪瓦来说是一次新的契机，是国家重新走上正轨，朝实现民族统一和经济振兴方向迈出的第一步。无奈爆发了政治危机，乃至武装冲突。数月的冲突已经给科人民带来沉重的灾难，是据联合国难民署的统计，自去年 12月科特迪瓦发生选后政治危机以来，已造成近1500人死亡，100多万人流离失所。

前总统巴博的被捕，结束了“一国二主”的乱局，但是，外界的军事干涉不可避免地给科特迪瓦人民造成心灵上的创伤，尤其是对原巴博阵营而言，所以，真正实现民族和解，带领人民走出长期内战的阴影，对瓦塔拉总统而言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和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