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 生 援 外

    我国对外卫生援助，始于1963年向阿尔及利派遣第一支医疗队。50年来，国际、国内形势不断发展，援外工作也在变化，如何看待援外？时期不同、人员不同，视角不同，看法不同。今年是援外医疗队50周年，也是卫生部外事局成立40周年、改革开放35周年、部国际交流中心（前身名为医疗卫生服务公司）成立30周年。这几个时间节点，反应了时代进步的历程，见证了援外工作的变迁。

²  50年前，派出第一支援外医疗队，当时卫生部没有专门的援外机构，承办单位是1954年成立的对外联络室（1965年升格对外联络局）。六十年代，亚非拉民族解放和民族独立运动风起云涌。我面临三年自然灾害、中苏关系恶化后诸多困难，援外工作被视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

²  40年前，卫生部成立外事局，背景是1972年恢复世卫组织席位，我部逐步形成双边、多边并重局面。1963-1973年十年共派12支援外医疗队（年均1.2队），外事局成立后正式建立援外处，至1978年的4年间便增派16队（年均4队），总数达28队。

²  35年前，中国进入改革转型期，1979-1982年中非关系出现短暂波动。文革之后百废待兴，国内建设需要资金；越南和阿尔巴尼亚与我交恶，逼我重新考虑援外方式；与此同时，我与西方关系缓和交往日增。我部外事工作重心开始转向为国内服务，援外医疗队4年内仅增加9支，总数37队。

²  30年前，部国际交流中心建立实体，我部通过国际组织、双边官方、民间合作，争取外援为国家卫生事业服务。援外医疗队年均增加1个，至1989年总计派出43个，数量已占非洲独立国家总数的80%。

²  90年代，非洲国家的援助愿望基本得到满足，同时由于一些国家内乱或涉台问题，导致个别医疗队中断和反复。1994年，我首次向拉美派出医疗队。

²  国务院新闻办2012年12月26日发布《中国卫生工作白皮书》称，50年来我向亚非拉、欧洲、大洋洲73个国家派遣过医疗队，诊疗患者2.6亿人。现有56支医疗队分布在53个国家。

历史证明，医疗队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卫生援外方式之一，援外工作与国际局势、中国外交密切相关。卫生援外、多边合作、双边往来、民间交往，同属卫生外事，缺一不可，无所谓孰先孰后、孰轻孰重。1989年11月，召开全国卫生外事工作会议，我代表外事司发言，其中谈到：卫生外事工作要服从并服务于我国外交政策，严格贯彻外交路线、方针，配合外交斗争。卫生外事不同于外交，但是其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受对外关系制约，同时也促进我国对我关系的发展。其次，卫生外事工作要服从并服务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我国卫生事业的需要，为医学科学现代化及我国卫生事业发展服务。“两个服从、两个服务”理念，是对卫生外事工作的正确定位。

卫 生 外 援

  卫生部外事工作最早不是对外援助，而是接受外援。1954年，部办公厅内设对外联络室，负责接待苏联专家。六十年代，在三个世界理论指导下，我国开始大力援外，但对外援说不。例如：1972年恢复在世卫组织席位后，我国履行缴纳会费义务，却拒绝享受应有的权利：在卫生部和世卫组织合作的请示报告上，周总理亲笔批示，不接受国际援助。当时，使用国际组织拨款进行技术合作、利用奖学金培训人员等，都被看作是接受外援。又如：1976年唐山发生特大地震，国际社会纷纷表示提供援助。华国锋同志到灾区，表示中国人民自力更生，不要外援。群众闻之，振臂高呼热烈拥护。不接受外国援助，是当时的共识。因为人们那时深信不疑：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劳苦大众生活在水深火热，援助他们是我们崇高的、义不容辞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

斗转星移，世事变迁。随着国内外形势的不断发展，“援外”与“外援”的观念与内涵，也发生转换与转变。改革开放初期，资金、技术、管理、人才短缺，“三引进一培养”成为我们的重要任务。国际盛行官方发展援助（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 ODA）。这是二战后兴起的双边经济外交模式。1961年，市场经济国家正式成立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即经合组织OECD），成员国政府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无偿贷款、有偿贷款、技术援助）。30多年来，我部争取到国际组织、国外政府、以及民间组织的大量卫生援助。例如：

²  多边合作：我部1982－1983年与世卫组织签署基本文件和新的谅解备忘录，开始接受拨款，派人出国进修、考察培训，开展技术合作，世卫组织给我国的拨款逐年增加，甚至超过我国会费。

²  双边合作：1981年签约的中丹兴建生物医学研究生培训中心、中日友好医院（1984年竣工）、1989年在沈阳及长春签约的中日医学教育中心和中日联谊医院。发达国家专门官方援助机构，均对我有各种合作，如美国USAID、英国DIFD、日本JICA、澳大利亚AIDIB、德国GTZ等。

²  民间合作：1986年签约世川医学奖学金，1987－2007年20年期间派２千多名医生到日本进修一年。又如全球基金（Global Fund）2003年以来向我国提供了大量美元，援助我们防治艾滋病。

国际合作司2012年透露，近年来卫生部每年新申请到的国际项目资最高达五、六亿美元，除国际组织、外国政府提供外，绝大部分来自非政府组织。

值得指出的是，许多国家提供官方发展援助，有其各自经济、政治、军事、安全、道义等多方面目的和考量，不同于我国向发展中国家的提供无私援助。与此同时，我们也不必草木皆兵，怀疑一切统统拒绝。

卫 生 外 交

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外事必然受内政的制约。从上述卫生外援与卫生援外的变化，也充分证实了这一点。我国卫生外事工作，还在进一步发展之中。

    201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397983亿元，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发达国家纷纷重新审视对华援助，日本率先提出：继续援助“得不到国民的理解”。 日本对华援助始于1979年，截至2009年底，援助总额约350亿美元，占外国政府贷款总额40%左右。其中90%属于低息贷款，用于铁路和发电站等基础项目的建设。2008年，日本政府终止对华有偿援助，只保留无偿援助和技术援助项目。2012年底，各国对我国卫生方面的双边援助均告结束。目前，只有未到期的（如英国项目）还在执行。

与此同时，中国继续提供卫生对外援助，除卫生部、商务部分管项目，也有大量企业参与。卫生部主要负责派遣援外医疗队，人员及所携带药械的资金每年逾5亿人民币。商务部的外援范围更大更多。2011年，中央召开援外会议，提出把更多经费使用在卫生、教育、农业等民生项目（修建医院、公共卫生设施等）。

中国过去三十多年处于援外与受援相互交叉的局面，已经发生变化。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和现代化的飞速发展，卫生也在全球化。在新形势下，我国需要更具全球视野的卫生合作视角与整体布局，提出我国自己的全球卫生战略。2003年，非典肆虐的教训提示：世界任何国家的疫情都随时可能影响到他国。世界许多国家，如美国、日本、瑞士等，都制定了各自全球卫生战略。对外卫生援助在全球卫生战略中占有重要位置与资金保证，以直接或间接保证本国安全。从这个角度讲，我们也应改变观念、重新审视援外工作。

党十八大提出了大国、周边、多边、发展中国家、公共人文外交五位一体的外交路线。实行官民并举，双多边结合，国家地区与领域相协调，政经文军相配合的立体外交，这将使我国的外交工作从应对外交走向主动外交。习近平主席当选后三月首次出访，近日对金砖国家的媒体表示：中国人是讲爱国主义的，同时我们也是具有国际视野和国际胸怀的。随着国力不断增强，中国将在力所能及范围内承担更多国际责任和义务，为人类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对外提供卫生援助和争取外援，实质属于外交工作组成部分：既有官方外交，又有公共外交，总体可称为卫生外交。外交工作其实并不秘，官方外交之外的公共外交、民间外交日益活跃，过去人们对乒乓外交、熊猫外交耳熟能详，近年来出现的政党外交、议会外交、经济外交、商务外交、科技外交、军事外交的提法，都是适应新形势的领域外交。我以为，在这个大格局、大形势下，卫生外交将成为专门学问，值得深入研究、探讨。

   （作者为原卫生部外事司司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