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生当中绝大多数时间都从事对非工作，其中2001~2004年任驻埃塞俄比亚大使，2010~2014年任中联部领导，分管对非工作，现已离开一线，但仍心系那片充满希望的大陆。我希望自己亲身经历的经验教训对后来人有所帮助。我想讲两个故事，谈四点看法。

　　第一个故事，我与埃塞俄比亚的交往。在我对非工作中，时间最长、最完整、特点最鲜明的就是同埃塞俄比亚交往。埃塞俄比亚执政党——人民革命民主阵线，1991年上台执政，1994年访华，我全程陪同，温家宝会见。1997年，我访问埃塞俄比亚，获悉埃塞俄比亚已初步找到一条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即以农业发展为先导的工业化战略。埃塞俄比亚强调要发展市场经济，但有两件事必须由国家做：第一是基础设施建设；第二是人力资源开发。这是民营企业和外资都做不成的。实际上，在后来发展中，执政党主要就做这两件事。

　　2001年，我出任驻埃塞俄比亚大使，任职时有得天独厚条件：丰厚的人脉资源。更重要的是，当时的埃塞俄比亚政府和执政党已形成清晰发展思路，明白如何使外交配合国内发展。就在那一年使节会上，埃塞俄比亚党总书兼政府总理梅莱斯说，外交官一般习惯于由外向内看，先从国际形势，到地区形势，再到周边关系，而作为埃塞俄比亚外交官，应该转变视角，从内向外看，首先要明白自己国家处于什么样发展阶段，面临什么样任务，再看自己分管的双边关系怎样为国家服务。梅莱斯以中国为例说，中国最宝贵经验教训是从1949年到现在所走过的道路。这种经验教训只有在中国能够找到，在世界任何其他地方都找不到。此外，中国通过多年发展形成强大的国家执行能力，很深厚的教育基础，大批中等适用的人才，这就使得同中国发展关系可为埃塞俄比亚的进步和发展做重要贡献。

　　我离开埃塞俄比亚后，又多次回到这个国家。每次都能看到埃塞俄比亚取得的进步，公路、水电、电信、高速公路等等都取得了巨大进步。同时，双方共同总结在探索发展道路中取得的经验。2015年2月，我们共同举办“中非政党论坛”，埃方把自己概括成革命民主发展型国家。

　　再讲一个教训，不是我自己的，而是间接来自他人的。上个世纪90年代，我们同坦桑尼亚、瑞典和美国学者交流，比较研究三国对坦桑尼亚经济援助。刚开始，研究仅限于农业合作，但后来发现美国基本没提供多少农业援助，于是就把研究扩展到整个经济合作。尽管如此，实地考察重点还是农业项目，包括农场、农技推广站、农具厂等，还到中国使馆（包括经济参赞代表处）查阅档案，采访有关人士。

　　研究接近尾声时，我采访一位毕生从事中非农业合作的专家，也是决策人，是中国一家农业公司总经理白先生，问他中非农业合作有什么教训？他说，最大教训就是没弄清楚非洲是怎么回事就急急忙忙进去了，在这种情况下最简单办法就是照搬国内做法。我当时没想到他能有这么深刻的认识，并能直截了当告诉我。

　　最后说四点看法。第一，非洲目前最需要的是什么？我觉得，依然是找到自己的发展道路，这是一个没有终点的过程，而且不是在理论学术上，而是在实践中。

　　非洲国家独立后，有过一段红红火火的日子。总体上，90年代后非洲处于主导地位的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因为世界银行有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更掌握着西方援助非洲的钥匙。你要援助吗？要。那好，执行IMF结构调整方案。在发达国家，新自由主义可能不全错，但在发展水平越低，经济转型难度越大的地方，新自由主义就越不灵，因为它假设的条件都不存在。

　　那么，怎么创造条件？非洲没有成功经验。在这方面，中国经验无疑更接近实际，但也不能照抄照搬，归根结底还是要从非洲实际出发。埃塞俄比亚为什么在这条路上走得最远？因为它没当过殖民地，有更强的独立探索发展道路的意识，同时还有更强的领导人。

　　第二，找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归根到底还要靠具有非洲特色的优秀执政集团。在埃塞俄比亚，执政党是以国内各主要民族为基础的政治阵线。各个民族组织要更能形成共识，更能团结人，更能做出必要的艰难决策，更有执行力。

　　第三，对我的同胞，特别是那些对于从事对非工作、研究非洲或者在非洲寻找机会的人来说，首先要有自信心，中国经验抽象到一定层次，肯定是有普遍意义的。这些经验如果能同非洲实际相结合，就能成为我们的杀手锏。我们要对非洲人有信心，中国能找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他们怎么会找不到？

　　最后，中非产业对接、产能合作和非洲工业化，就是在中非之间找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实现方法，而不仅限于供给或者需求的连接。对政府官员，我想说，“一带一路”倡议本质是，在吃透发展客观规律基础上，为企业合作改善条件，打破瓶颈，而不是越俎代庖；对企业家来说，要下点功夫，研究人家的国情和战略，找到双方利益汇合点与实现形式，赔钱的事不能干，哪怕有国家补贴，总之，要实事求是。

　　注：作者艾平，中联部原副部长。原文是作者2016年4月15日在“中非智库论坛”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