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健康，显然已不是个人工作—休闲的调节问题，因为如此多的人处于亚健康。不用调查实证也很容易发现大城市亚健康人群显著多于中小城市，而中小城市多于农村。一般人也许会解释因为大城市竞争异常激烈，中小城市竞争一般而农村很少存在竞争生活缓慢，这种回答固然不会错，但并没有究其根源，笔者以为亚健康背后存在不可遏制的利益动因。

稍微学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人都知道，资本主义始终存在利润率不断下降和要求扩大再生产的固有矛盾，这种矛盾一方面要求资本不断增殖、扩大积累另一方面要求过度积累资本以其他方式予以有效吸收。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大卫·哈维认为当特定地域出现过度的资本积累通常以两种方式解决：1）要求投资长期资本项目或者社会支出（科研与教育）进行时间转移，以推迟资本价值未来重新进入流通领域时间；2）通过别处开发新的市场，以新的生产能力和新的资源、社会和劳动可能性；前者是时间推移后者是空间转移，两者共同构成时空修复。

也许有人要问，时空修复和知识分子的亚健康有何关联？其实，时空修复理论只是恰如其分的说明资本增殖社会化过程，20世纪之前资本主要表现为生产和劳动两分法，科技创新主要个体智慧的展现主要不是服务资本增殖的需求。进入20世纪尤其70年代之后资本性质没有变化，但领域却向社会生活急剧扩散，首先是科研和教育、其次是文化娱乐、最后是人的身体。资本增殖的社会化说明满足人的多样化是资本创造出来的，原先标准化的福特生产方式不再能够满足资本需要，越来越多的向灵活累积的后福特生产方式转变，而创新、生活、身体都成为资本增殖的对象，这充分说明一切事物皆已资本化。

既然一切事物皆已资本化，而空间转移导致的全球化使得资本在全球范围内活动，这导出一个推论：一切事物都在全球范围为自身增殖而奋斗，由此个体作为资本增殖机制得以酣畅淋漓的发挥，那些最有能力的竞争个体也的确获取了最大的资本回报，Facebook总裁马克·扎克博格、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Apple的史蒂夫·乔布斯等等皆如此。

既然最能力的竞争个体最有利于资本增殖那么处于有利空间位置的大城市个体如若试图最大化资本回报就必须努力增加赢取资本增殖的机会和可能性，这样更长时间、更大强度的学习工作成为必然，“累”成为一种自我增强机制，发展到最后那些试图不累的人很可能发现自己已失去休息的能力。也许有人说这种理论分析只是说明了问题的一个方面也还有相当的人群没有执行资本的逻辑，这是否意味着个体在结构动因下还存在选择的可能？笔者认为这儿只存在资本逻辑的速率问题并不存在在/不在场域的问题，无论你是否对自身提出什么样的要求都得服从身体是资本的载体这一要求。

其实知识分子处于科研一线，居于整个生产链条顶顶段，根本性决定了资本增殖缓慢和周转期限，因此知识分子成为资本最集中处所，超长负荷工作成为常规。更紧要的是对知识分子个体而言基于对知识的掌握和精神使命的要求，对资本快速增殖需要常常缺乏有效的抵制手段。当然这里也不得不提的是，体制的不完善和国家重视不足致使知识分子未能取得保障生命健康所需的休假制度和起码的薪金福利待遇，过度劳累和亚健康状态成为逻辑必然。

中国仍然处于快速的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中即资本正在快速有效的增殖，需要大量的高效人士承担相应任务，由此忙碌、应接不暇成为典型特征。

笔者当年参加世博会论坛准备工作也经常遇到类似的情况。譬如一天既需要筹办文集印刷和相关公文准备也需要参加诸多会议，而文集印刷又需要特定的时间点去完成，由此熬夜至两三点，更要紧的是第二天可能还需要撰写相应课题报告和研究任务，以至睡眠不足、身体出现异常。笔者以为应对这种体力偏大、精力偏小的任务性工作最重要的是及时补充能量和恰当有效的休息。

虽然应接不暇的忙碌在世博会之后已有根本改观，熬夜写作、苦思冥想却仍是经常性的。对于偏重精力的长期透支而体力并不明显而言，笔者认为不能只顾资本回报、应该根据身心健康状态做出必要的强制性调整，暂时中断资本增殖，譬如周期性的运动譬如游泳、看电影、户外活动，全身心的放松是适宜的。

笔者也观察到即使处于休假状态大量知识分子心中也难以彻底放下创新任务，还在思考科研的关键逻辑和社会资本的培育。针对这种情形笔者的确没有很好的办法，也许正如林毅夫所谓“累死在工作桌上”就是人生的最大乐趣吧。

这里尤为警惕的是，繁重的科研任务、长期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和殚尽竭力的精力耗损都可能使亚健康转化为重大疾病，笔者身边就出现了年仅33岁的副教授出现免疫系统严重退化的案例。据我所知他如此注重科研成果，对学术前沿未曾丝毫放松，通宵达旦撰写论文，却未对生活方式和饮食安全机遇太多的关注，属于典型的“冥想”一族，资本快速增殖也许体现的淋漓尽致，但是代价也是巨大的。

其实对于很多知识分子而言，自我要求或许很高，但是国家保障体制不完善却是不可忽视的重大诱因，这是否也算是新自由主义在知识分子群体引起的一些回响？服从资本增值需求的宏观政策任何个体的知识分子都无能为力，也许善待自己是最现实的选择。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生态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博士，研究方向为国际体系—城市网络—环境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