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读者，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来说无疑是一剂强心针，让人们将注意力和热情重新转到严肃文学上来。于此同时，非洲首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沃莱 ·索因卡的北大之行更是使这股“文学热”不断升温。本期栏目中，来自中国和尼日利亚的两位文学家分享了各自对于本国文学现状和发展的见解。

Femi Osofisan, 尼日利亚剧作家，北京大学访问学者

非洲文学有着很强的多样性。在非洲有许多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语言，由于非洲的殖民地历史，我们首先有官方语言——大多是欧洲语言——的文学。比如尼日利亚曾是英国的殖民地，所以英语是官方语言，但同时我们还有其他 300多种不同的语言，每一种语言都拥有他们各自的文学。因此，我们拥有英语文学，同时也有约鲁巴语文学、豪萨语文学等等。我想所有的非洲国家都是相似的情况。

不要忘记在殖民者到来之前非洲的书面文学并不是十分发达，当时的文学大多是口口相传。之后，欧洲人带来了文字，书面文学因此得以发展。所以显然，非洲文学必然受到许多来自西方的影响，而这些影响大多是直接的——我们模仿他们的写作方式。但与此同时也存在着一种反作用力的影响，一代代的非洲人努力想摆脱这种来自西方的影响，因而在非洲自身的传统文化中不停探索，希望能够创造新的文学形式。 

最初，非洲作家大多着眼于殖民文化与非洲本土文化的冲突，但那已经是几十年前的事了，现在这个主题已经不再是主流题材。社会在变化，一切都在发展，当下我们面对的已经是完全不同的问题了。在尼日利亚，贫富差距正在不断加大，所以许多当地作家关注的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的人性问题与社会问题，以及如何保证公平与推动发展。

很难断言当下非洲文学的趋势是什么，因为整个文学界都在面临着同一个的问题，而我想这个问题是全球性的：年轻人越来越迷恋电视和网络，文学阅读受到冷落。在尼日利亚，近年来人们对阅读的需求不断下降，虽然我们进行了一些阅读推广活动，但这种努力还应该深入到其他领域，比如降低书价和支援出版社使其能积极地进行出版工作。读者流失是文学所面临的问题，而在这背后，获取书籍的途径变得困难也是严重的问题。大多数文学都还无法在网上找到，这就带来了一个矛盾现象：一方面网络正在普及，但另一方面人们却更难获取纸质书籍。这样一来，整个国家就面临着落入“无阅读” 状态的危险：网络普及度还不够高，而书籍却已经难以获得。我们面临着这样一个转型时期，希望能在这种新的境况下找到一条出路。

在北大教书的时候，我从中国学生那里学到了许多，认识到中国和非洲有着很多共同点。中国的现代化取得了相当的成绩，这里发生的一切都让我觉得非常震撼。我希望能创作一部以中国与尼日利亚两国交往为题材的戏剧，为了这一目标我需要更多的了解中国文化。

陈晓明，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对于中国来说，历经了一百多年学习西方的历史。在文化上，中国与西方可以说是接近与重合的方面愈来愈多；但也总有一些最为根深蒂固的方面，始终难以达成完全的契合。例如，文学方面，进入 21世纪，随着中国更深地卷入全球化过程，中国的城市生活与西方发达国家也相当的接近，但文学上却是另一番景象。尤其是走向成熟的作家，近些年的写作，却是在乡土叙事方面有长足的进步——这几乎与全球化的现实背道而驰。实际的情形是，近些年在乡土叙事方面的作品，已经显露出中国小说气象万千的格局。更加成熟的乡土叙事向着作家个人风格和小说艺术之炉火纯青的境界行进。在“全球化” 的这个华丽背景参照下，中国当代文学呈现出完全不同的“土得掉渣” 的样子，然而却又因此真正有了自己的形状、气质和格调。

中国现代以来的新文学运动，现实的要求始终起着决定的作用。如果说新文学运动最初起阶段，深受西方现代文学的影响，那么运动形成之后，现实的要求则成为其最重要的决定因素。当然，在这种过程中，也有一部分作家始终保持着艺术上的自觉，但我们依然可以看到，中国作家本身的文化传统，中国社会的现实要求依然决定了其表达的主题及艺术形式风格。

历经了上世纪80年代的现实主义的“恢复”，“85新潮”之后，当代中国文学(主要是指小说 )开始向内转的深刻转变。马原、莫言、残雪等，开始偏离现实的社会问题展开文学叙事，文学不再是以对现实热点问题的回应而引起轰动效应，而是以文学本体——叙述、语言、艺术感觉、文化心性等引人注目。在 80年代后期至今，中国当代文学伴随着现代主义及后现代主义思潮，也涌动着浪漫主义的潜流。中国80后的作家，普遍是在浪漫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夹缝中生长。值得我们重视的是，一批中年成熟的作家，他们的作品也越来越“放得开”，浪漫主义的冲动，构成了相当多成熟老到的作家在叙事中依凭的情感动力机制，在很大程度上，是脱离现实逻辑而转向情感逻辑的内在渴望。 

在这一意义上，莫言的作品可谓是极其突出。不用说他的现代三部曲《檀香刑》、《丰乳肥臀》、《生死疲劳》，书写出中国现代历经的艰难历程，也写出中国人生长于这样的历史中的抗争与命运。那其中流宕的浪漫主义情愫不只是他挥洒语言机智的动力，也是他给予历史以无限宽广背景的想象依据。莫言即使在叙述历史时，他也不能遏止尼采式的酒神狄俄尼索斯式的激情，甚至有些恶作剧式的迷狂。他的新近长篇小说《蛙》则试图在多种文本的表演中写出当代中国人惨痛的命运。但莫言有意用文本变异的表演性来制造喜剧效果，莫言不能忍受在现实逻辑中来展开他的文学的叙事，在那些极其真切的事实性之外，他一直有一种摆脱出去的冲动。他依靠书信来表明他真切的心迹，他声称他是一个蹩脚的、老实的现实记录者，这一切都不能令他满意，他要写作戏剧，要把戏剧化的时代，悲剧性的事件戏剧化。莫言的小说始终遏止不住这种冲动，这就是浪漫主义精神在作祟。有如此多的重要作家骨子里的浪漫主义情愫开始释放出来，从而书写出 21世纪初最重要的一系列汉语作品，这无论如何是一个重要的文学时期。

我们乐于去展望中国文学正在酝酿的一种新的可能性，这就是：它既有自身的历史条件限制下所形成的自己的道路，但也在始终与西方对话，接近西方的挑战而做出兼收并蓄的融合。我们聚焦到文学上看，就是在中国过度发达的文学的现实主义规范底下的历史叙事，开始融进更多的浪漫主义的因素，它必然要循着世界的现代构成方式去建构自身，但又有着另案处理不得不面对的错位、褶皱、重复与补充。中国文学融合浪漫主义的因素，不是简单的对浪漫主义的“补课”，或者是说浪漫主义的回归。而是使当代文化与文学具有了更加厚实的精神根基。一种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后现代主义混合的文学经验，给予当代中国文学创作提示了一条更加广阔而坚实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