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部前高级外交官汪勤梅讲述他与非洲的情缘 （刘检 摄）

汪勤梅，82岁，曾在中国驻刚果（布）、贝宁、毛里塔尼亚等四国大使馆工作，并担任刚果（布）医疗队队长。他先后在非洲工作了近20年，到访过非洲30余国。从1997年起，他拿出自己微薄的退休金和省吃俭用大半辈子的积蓄，成立了中国第一项“非洲研究奖学金”，迄今已有数十位优秀的研究生获奖，并不同程度地走上了对非研究的道路。最近，外交部前高级外交官汪勤梅与《中国与非洲》谈起了他与非洲的情缘。

1967年您在刚果（布）担任医疗队队长期间，曾挽救了一位当地妇女的生命，您能谈谈这段经历吗？

我们医疗队驻在刚果（布）北方的鲁塞堡（Fort-Rousset，1977年恢复非洲本土名称奥旺多Owando）。一天，一位妇女受伤后大出血，被抬了过来。当时她的血色素只有3克/100毫升，而正常人的指标是12-15克/100毫升。糟糕的是，当地既没有血库，也没有给别人献血的习惯，她时刻有生命的危险。当时情况非常紧急，于是我挽起袖子抽出了400毫升鲜血。那位生命垂危的妇女终于活过来了。这件事在在当地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当地电台、报纸和国内报纸都纷纷报道，刚果（布）总统还颁发给我一枚荣誉勋章。用中国人的鲜血为中非友谊做了一点儿贡献，我感到很欣慰。

非洲的条件非常艰苦，在1960年代更是艰苦，您觉得最难的什么？

在我们心中，没有那么难的事情，没有感觉特别苦的。有困难就努力解决克服，积极面对，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儿。没有自来水，我们就接顺着房顶铅板流下的雨水喝，有段时间我们体内的血中毒了，嘴唇都是发乌的；有时全医疗队的同志以接力的办法从刚果河打水用，然后用明矾沉淀过滤后饮用，后来我们医疗队一起挖了一口一丈八尺深的井；当地没有种蔬菜的习惯，我们就自己种菜；那里的疟疾很厉害，我们就吃药预防；没有电，做手术我们就用手电照着。不仅仅是我们一个医疗队，中国驻非的很多医疗队都是这样。很多时候大家都要有所牺牲，我父亲去世的时候，我就在刚果（布）医疗队工作，但是想到祖国把我们派去为非洲人民服务，这本身就是一种光荣，一种信任，我和我们每一个同志一样，都总是把个人的问题放在次要的地位。

您从1997年开始在中国三所大学设立“非洲研究奖学金”，支持中国学生研究非洲。请问您怎么想到要设立这个奖学金？什么样的人能获得奖学金？

我设立这个奖学金有三个原因：一是回报国家的培养。五十年代我在外交学院学习外交专业是政府和人民全薪资助的，这保证了我能专心学习。现在不愁吃不愁穿，为什么不拿出一部分钱回报给国家和人民？二是中非的友好关系要持续不断地发展，必须要培养有知识的中非友好关系接班人。我选择在三所有代表性的大学设立奖学金。第一个是在北京大学亚非研究所，它是中国大学里开设的第一个亚非研究所，而且有培养接班人的非洲专家；第二个是在湖南湘潭大学非洲法研究中心，中非关系要持续发展，中国人必须要了解、遵守和宣传非洲的法律；第三个在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它是中国大学里开设的第一个非洲研究院。三是扶贫。中国现在还有1.2亿贫困人口，他们的子女上不起学。国家兴衰，匹夫有责。我现在吃穿不愁，拿出来一部分离休金资助贫困学生也是应该的。

评选的标准一是政治和品德好，二是学习成绩好，三是外语好，四是贫困学生，其他的由学校根据自己的情况决定。奖学金的钱不多，但却是一种鼓励。关键是行动，中非关系的持续发展是要依靠大家共同做一点力所能及的实事才能实现的，这就是意义所在。我现在80多了，能做的事情有限，但能为中非友好关系发展做点滴的事情，这是个事业，也是个乐趣。在去年的一个家庭聚会上，我对我的儿子说希望他们今后能继续做下去，他们表示支持。我也希望今后有更多的人，比如实业家能参与到“非洲研究奖学金”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