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4月初，走在汶川县水磨镇的禅寿老街上，已经在当地生活了 70年的姚向东常有一种身处异乡的时空错觉。3年前发生的地震把镇上已经破败的百年老房夷为一片平地， 3年后的今天，老街上的建筑原址重建，石铺的街面，两旁矗立着雕梁画柱的羌族风格的建筑。经过特殊处理后，新修的门窗透出一股陈旧的典雅，显示着古镇的韵味。

2008年5月12日，中国四川省汶川县发生了里氏8级地震，波及四川、甘肃等十省市 50万平方公里，造成8万余人死亡，数百万人无家可归，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破坏性最强、波及范围最广、受灾人口最多的特大地震。 9月19日，国务院正式下发3年灾区修复重建总体规划，经测算所需资金达 1万亿元人民币，这使其成为当时世界最大规模的修复重建工程。3年过去了，汶川灾后重建已到了收官之时，灾区不仅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也形成了中国特色的救灾模式。

举国相助

  在“5·12”大地震中，震中汶川县城80％以上的房屋危破，成为一座 “站立的废墟”。3年后，走在汶川城乡，看到的是新屋林立，道路畅通。早在 2009年8月，由广东省援建的汶川县16所具备8级抗震能力学校建成交付使用， 14000多名分散在全国各地读书或在本地板房学校读书的汶川孩子，重新聚在一起开始了新的生活。2010年 5月，2800多户汶川人就陆续搬进了阳光家园小区，这个由广州市对口援建的群众安置房采用了西羌式建筑风格，抗震达到 8级设防标准，至此，汶川县涉及民生的333项工程全部完工。

 “不仅是汶川县，实际上灾区涉及民生的工程已经在震后 2年基本完成，达到了工程总量的85%，这主要源于强大的重建资金和技术保障，” 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应急协调保障处处长秦斌对《中国与非洲》说。灾后，中央政府迅速安排了3000亿元灾后重建基金，并明确要求包括北京、山东、广东在内的 19个省（市）每年以不低于1 %的财力对口支援24个重灾县 3年。截止到今年3月，对口支援省份完成投资额已经超过720亿元。“这样大规模的重建，如果没有改革开放 30年的积累，没有一声令下举国相助的体制，是不可想象的！”秦斌说道。

举国相助不仅仅来源于中央财政和对口援助，还包括各地省级政府财政支持、社会捐赠、港澳援助、银行贷款等等，截止到今年初统计，已经完工项目投资额超过 7000亿元。不仅仅是资金上的援助，在对口支援方案颁布一个星期之内，来自全国各地的援建工作组全部到位，勘探、设计、规划人员随后抵达，各地的施工队伍也陆续到达。此外， 19个省市的援建大军中还汇聚了各类院士、专家，名校博士、硕士等，经验丰富的优秀管理和技术人才，为灾区带来了经济发达地区的发展理念和管理模式。

并非简单地恢复原貌

北川是在地震中被彻底摧毁因而需要整体异地迁建的县城。从2008年 6月18日对口援建规划颁布后，108亿元资金、17个市 3万多名援建人员、不计其数的设备材料，源源不断地从负责对口援建的山东省注入到远隔万水千山的北川。三年过后，一座现代化新城已经拔地而起。

为了北川的长远发展，22家山东企业总投资15亿元在新县城建立北川 —山东工业园，提供就业岗位8000个，预计可实现年产值30亿元，相当于北川地震前工业总量的 3倍。

“灾区重建，不仅仅是把楼房盖起来，还要把生态环保和保护民族文化放在首位，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广东佛山援建工作组组长刘宏葆这样说道。当刘宏葆灾后初到汶川县水磨镇时，留给他的印象并非震后的破败景象，而是触目惊心的污染。

这里曾是汶川县阿坝州的工业重镇，作为西部地区一个偏僻乡镇，未能避免粗放型的发展模式。地震之前，这个仅有 18个行政村的小镇汇聚了高能耗、高污染企业63家。 为了找到水磨镇可持续发展的方向，刘宏葆这个先后攻读过物理、哲学和材料学专业的博士干部和他的援建工作组进驻水磨镇后，没有急于 “房倒建房，路坏修路”。经过3个多月的调查和思考，援建组提出，绝不能让西部生态保护区重走沿海那种 “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必须挖掘当地藏羌文化旅游特色，对先前的产业进行转型升级。为了彻底改变这里的污染状况，他们将水磨镇内原有 58家重污染企业全部搬出，着力打造了一个有着浓郁羌族风韵的“生态旅游小镇”。 

 按照新的重建规划，水磨镇被定位为‘旅游、教育、特色农业和居住’的功能区。水磨镇通过建设特色街区，形成独具风格的商业氛围， 2011年春节，每天都有近万名中外游客到这里休闲度假，极大地带动了周边村庄的乡村旅游。良好的环境还引来了阿坝师专和四川音乐学院两所大学到这里建校， 1万多名师生的入驻为这个小镇带来了足够活力，同时也创造了就业，增加了当地群众的收入。

资金包干，市场介入

秦斌，作为应急协调保障处处长不仅参与汶川灾后重建的规划工作，还作为援建干部， 2008年7月被派往四川剑阁县但任常委副县长，主管灾后重建。“对于这种大规模的极端天灾破坏，对口援建是最为有效的方法，同时救灾方式也发生了变化，资金包干制就是其中之一。”有了 2年的副县长经历后，秦斌对此深有体会。

 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通常采取政府全包的重建模式，资金按项目拨付不允许变动，在这次的重建中，中央财政将资金包干到省级政府，同时规定资金的使用范围，但具体项目可由省里调节。

 位于四川北部的剑阁是农业县，古代三国时期曾是有名的蜀国关隘。但因没有配套的旅游设施，只徒有历史文化重镇之名。 “5·12”地震，给它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近200亿元。灾后，剑阁县重建资金达150亿元，但它下辖 57个乡镇，如果平摊下去仍不能满足所有需求。“在重建中，民生项目是必须保证的，其次考虑的是如何利用这笔资金把输血变成造血，我希望新建的东西能给地方上带来效益，” 秦斌说。经过考察，县政府对灾后重建规划进行调整，一些小的旅游项目被削减，政府办公楼的规模被压缩，用从中调剂出的5亿元重点打造剑门关旅游项目。

 秦斌分析说，由于旅游项目前期投入巨大，无法完全依靠社会力量去发展，因此政府和社会的结合就显得格外重要。“对于政府来说，要主抓民生项目，其余的应当充分发挥市场作用，引导企业来做，但前期的基础设施必须由政府做好，并在政策上给予支持才有可能吸引社会资源的参与。” 剑阁县在恢复古关隘、古栈道、古镇等景点基础设施后，引进民营投资者修建了4D电影院，4星级酒店，开发当地温泉等一系列旅游配套设施，吸引了大量旅游者。 2009年5月，剑门关旅游区建成开业，到十一长假期间，每日的旅游收入都在百万元左右，产生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当年地方财政收入增长 170％。包干制的优势在于地方自主性比较大，资金的使用更符合当地实际需要，而市场的介入不仅解决了资金问题，资源进行了有效配置，也为百姓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举国相助、对口援助是中国特色的救灾模式，而社会的参与、市场的介入是中国经济体制和市场环境发生变化带来的结果，这种模式下的灾区重建使得这些地区的发展一下跨越了 20年！”秦斌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