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亿的庞大人口基数让中国无法指望进口而必须依靠自身力量来解决粮食问题。而当下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失的现象，无疑是一个危险的信号。近日，15位两院院士在联名向中央决策层提交的关于解决“三农”问题的三点建议中指出，若不从战略上研究并解决新生代农民弃农的问题，人口大国将面临无人种地的困境。

空心农村

年近不惑的田增强来自山西农村，目前在北京的一家工地上工作。种地对于田增强来说已经是极其遥远的回忆，自打能干活起，他就一直奔波于不同的城市寻找着各种工作机会。

田增强所在的村子共有1700多人，而真正留在地里务农的人却所剩无几。“村里的男劳力百分之八十都出来打工了，剩下的百分之二十在家做些小本生意。”田增强告诉记者。

早在2006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研究”课题组就新农村建设现状在全国范围内就2749个村庄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仅有25%的农村还有四十岁以下的劳动力。5年过去了，情况变得更为严重。

据农业部相关统计，当前在工业领域和在城市从事服务业的外出务工农民为2.3亿，在农村同时从事第一产业的大概是2.79亿。农业部科技教育司副司长杨雄年表示，随着经济发展，第一产业的从业人员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方面，从业人员的数量在迅速减少；另外结构也在发生变化，现在留在农村的大部分是妇女和年纪比较大的农民。

每天劳作在机器轰鸣声中的田增强始终挂念他的家人，但是谈到回家种地，他坚决的摇摇头，“不可能靠这个养活一家人。”

按人头分配，田增强家共有小麦地2亩，扣除机耕、种子、肥料等前期费用，忙活了一季之后只能挣到不到一百元。即便是生活在农村，这点收入对于全家四口人的开销来说显然太过微薄。

“村里有的人家种地就种一点为了自己吃，有时候自己费力去种还不如去外面买划算。”田说。

全国范围内，由于地理条件和作物种类的不同，农民的收益情况有所差别，但“种地不挣钱”已是大多数农民所面对的共同问题。

近日，来京参加两会的袁隆平曾向记者们指出：“根据湖南省物价局调查统计，2010年农民种植水稻每亩纯收益是186.2元，但其中包括104.1元的国家粮食直补，实际上不含补贴农民纯收益每亩只有82.1元。2011年，由于生产成本上升了121.6元，农民种植每亩水稻的纯收益仅有116.6元，除去109.1元的国家粮食补贴，农民纯收益只有（每亩）7.5元。”

“农民可怜啊！”袁隆平感叹道，“种地拿不到钱，农民就不种了，抛弃耕地到城里打工去了，种田的人越来越少，粮食从哪里来呢？ ”

相对于农业微薄的收入，城市务工所提供的收入无疑是个巨大的诱惑。以田增强为例，在工地打工每日收入在150元左右。而即使是妇女，在服务业工作每日最少也有60元的收入。

“年轻人极少搞农业了，这是一个大问题。不仅会影响粮食安全，还会加速农村社会的凋敝。”三农问题专家李昌平在接受《国际先驱导报》的采访时不无担忧地说。

多与少的迷思

在劳动力短缺的情况下，年初公布的“中央一号文件”寄希望于通过科技的提升粮食的稳产高产势头，保障中国粮食安全。 农业部科技教育司司长白金明曾表示，2011年粮食单产提高对总产的增加贡献率达到85.8%，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达到54.5%，而科技对农业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3.5%。

然而对于农民来说，先进的科学技术意味着高效率的同时也意味着更高的成本。从1990年至今，生产资料涨价超过20倍，而同期水稻价格却只涨了大约5倍。中国的粮食收购价格相对其他国家始终偏低，每年粮食价格的上升，都不足以抵消生产成本的上涨。科技手段让成本大幅上升，回报却在低粮价的限制下难以提高。然而，提高粮价却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

“粮食是宝中之宝，粮价是百价之基。粮食价格的上涨，会牵一发而动全身，导致百物的价格上扬，它一涨其他东西都要涨，甚至引起社会动乱。粮价涨不得!”袁隆平在接受两会记者采访时指出， “但是另一方面，粮价偏低则谷贱伤农，影响农民种粮的积极性，甚至影响国家的粮食安全。”

袁隆平建议，政府要以较高的价格收购农民的粮食，提高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和收入，然后再以平价出售粮食，保证国家粮食的安全和价格的平稳。如此则可做到两头兼顾。

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的专家吴敬学认为，靠粮价来提高农民收入也只是短期内的权宜之计。对于生产规模较小的农民来说，粮价提升在小面积耕地上带来的收益增长并不明显。

即便粮食价格在现有基础上有所提升，对于田增强这样的城市打工者来说，收入仍然无法与他们从老板手里拿到的薪水相媲美。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农民工工资一直持续上涨，涨幅有5倍之多。

在科技、粮价等解决方案的基础上，吴敬学将问题指向了更深的层面。“最主要的障碍是规模的限制。”他说，“现象上看是劳动力短缺，但是实际上是劳动生产率太低。在现有的土地制度、农村的管理体制的限制下，没有土地就没有规模，这就影响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中国人均耕地占有量较少，目前人均占耕地面积仅一亩多，还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二分之一。“科学技术对农业最大的贡献在于提高土地生产率，特别是在中国，资源禀赋不是太好，人均耕地面积太少。”吴敬学说，“科技可以代替劳动力，但前提是必须有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物质基础，也就是土地的耕种面积。”在他看来，如果每户能拥有30亩左右的耕地，大面积耕地均摊了科技成本，那么通过引进技术进行高效种植，完全可以让农民收入达到较高的水平。

他认为，在耕地资源有限的背景之下，劳动力短缺问题的背后的真正原因是农业人口过剩。

美国的实际耕地面积与中国相近，但参与生产的农民不到一千万，而中国则有一两亿农民。“数量上已经不少了，只是农村劳动力和资源匹配之间没有达到很好的标准。”吴敬学说。

对许多农民来说，这块无法带来收益的土地依然难以割舍。外出打工的农民在上了年纪后，最终还是要回流到农村去，土地成为农民生存发展的一个可持续的组成部分。于是，许多农民不愿意舍弃土地，农业变成了副业，或者干脆撂荒。

“现有的土地制度下，我们国家的土地不光是一种生产要素资源，更多的是承担社会养老保障功能。”吴敬学说。他认为，减少农民的基数，推进城镇化发展是解决问题的最终出路。“我们的城市化发展滞后于工业化。农业产值占社会总产值的10%，而城市化率只有50%，所以造成工农劳动生产率的差距，大量劳动力从农业流动到工业。”

他建议，最首要的问题是应该建立全社会无缝隙的社会养老保险体系和医疗保障体系。在解决农民的后顾之忧的前提下，保证土地的有效流转，同时让城市的一些政策逐渐向农民降低门槛，使那些有能力在城市工作的农民实现兼业，最后逐渐放弃农业，被城市吸收。而那些想种地的农民可以安心留在农村真正通过种地维持生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