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世界上大事频发，西亚北非政治社会大动荡无疑是最引人瞩目的事件之一。一年来，大动荡一波连一波，至今仍不见偃息的迹象。大动荡不同程度地波及几乎整个阿拉伯世界，在国际社会引起强烈反响。对大动荡的发生和发展，人们从不同角度进行分析，提出解读意见。我就这个问题谈点自己的看法。

大动荡何以发生？

 从阿拉伯国家联盟的成员国来说，阿拉伯国家共有22个。但是，西北非的毛里塔尼亚和东北非的吉布提、索马里、科摩罗的阿拉伯属性相对不强，典型的阿拉伯国家是地处西亚北非的埃及、沙特阿拉伯等18个国家。这些国家的主体民族是阿拉伯人，大多数人信奉伊斯兰教。从教派看，大多数国家是逊尼派占人口的多数，只有伊拉克和巴林是什叶派占多数，伊拉克和叙利亚的什叶派占据国家主导地位。从政治体制上看，这些国家可粗分为两大类，其中8个实行君主制（君主专制或君主立宪制），其他10个实行共和制。

无论哪个教派占主导地位和实行哪种政治体制，由于历史和宗教的原因，这些国家普遍存在的问题至少有四个：第一，君主制和共和制，形式不同，都是不同程度的专制。国家政权大多由国王、埃米尔或者总统、领导人掌控，父子或兄弟相传，实行家族或近亲统治。这种落后的政治体制大面积集中存在，为现今世界其他地区所没有。第二，除海湾产油国之外，多数国家经济增长缓慢，人民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第三，社会两极分化，财富为极少数人占有，贪腐肆虐，社会底层民不聊生，失业率居高不下。第四，政治上的专制和保守的教规教法，造成社会严重封闭和思想文化发展几近停滞。所有这一切，使阿拉伯国家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诸多方面跟不上全球化迅猛发展的时代步伐。广大民众要求变革的呼声日趋高涨，但统治者却没有采取有效措施。社会各阶层的怨怼与不满长期积郁，一旦抒发就势不可遏。这就是一个突尼斯失业青年之死的偶发事件在阿拉伯世界引发大规模反政府浪潮的根本原因。

由此可见，西亚北非这次大动荡，是阿拉伯国家各种矛盾长期积累的总爆发，从根本上说是自生性的，是内因长期发酵导致的必然结果，也是人民大众政治觉醒的一个体现。我们应把握这一基本认识，不要因其造成一时的混乱而横加指责，也不要心存冷战思维定势而对其贬损，更不要受西方媒体鼓吹“颜色革命”的影响而忧心忡忡。只有从实际出发，冷静观察，客观论证，才能对这次大动荡的性质和历史作用做出比较公正的评断。

共和制国家何以首当其冲？

到目前为止，大动荡冲击的主要对象是一些共和制国家，因而落马的大多是阿拉伯世界当年不可一世的共和制领导人。事非出于偶然，而是有深层次的原因。

阿拉伯国家的共和制是在结束欧洲殖民统治或推翻封建王朝后建立的。在建立的过程中，民族民主革命不彻底，共和制保留下浓重的君主专制成分。当初革命的发动者或其继任者，实际上大多变成不戴王冠的国王，变着花样维持国家元首终身制，千方百计使国家政权父传子继。利比亚的卡扎菲当政42年，也门的萨利赫33年，埃及的穆巴拉克30年，并且都把子嗣安排到国家关键岗位，计划让他们接任。叙利亚的巴沙尔是在其父阿萨德总统执政29年后接班的。这样的共和制，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君主专制。这种专制的初建者大多是军人，依仗武力上台，崇尚以军警暴力治国，热衷以自我为中心的威权统治。这样的共和制，曾盛行于埃及、利比亚、叙利亚、也门、伊拉克，在某种程度上比某些传统的君主制还严酷。在权力的巨大腐蚀作用下，曾得到人民拥戴的领袖人物日渐走向广大民众的对立面。他们一个个倒台，预示着阿拉伯世界共和制政权的强人统治时代在走向终结。

西亚北非的君主制国家，大多在大动荡之始也遭到不同程度的冲击，发生罢工、游行，甚至民众与军警冲突。但有的比较开明，像摩洛哥和约旦，迅即宣布实行一些政治社会改革，使各种矛盾有所缓解。沙特阿拉伯等海湾国家因为盛产石油，经济发展较快。这些国家共有人口3500万，外来劳工有1300万。受苦受穷的大多是外来劳工，而当地人生活大多比较富裕，社会相对安定。大动荡一发生，这些国家在宣布逐渐开放一定程度民主的同时，立即大幅度增加工资，分发丰厚的“福利红包”，暂时实现了“以石油美元买稳定”。这样，君主制国家反倒都逃过社会大动荡之劫。

但是，西亚北非毕竟是当今世界上君主制国家最集中的地区，而且，这里的君主，无论在君主专制国家还是在君主立宪制国家，都不像世界其他地区的君主那样只具有象征意义，而是掌控着国家实权。随着那些共和制政权强人的纷纷倒台，很难说同样的厄运不会降临到这些君主头上。巴林占人口多数的什叶派仍在强烈要求参政，科威特议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不断恶化，沙特阿拉伯的王位承继隐含着严重危机。这表明，一把把达摩克勒斯之剑倒悬在这些国家的君主头顶，着实令他们惴惴不安。

美国这次是如何介入的？

西亚北非地处欧亚非三大洲的结合部，地缘战略地位重要,且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库”。美国一直将这里视为战略核心地带，加紧控制。但是，这里的伊朗、伊拉克、叙利亚、利比亚长期被美国视为“战略对头”，这里的伊斯兰文明同西方的基督教文明加剧冲突。“9•11”事件发生后，美国一方面发动战争，用武力摧毁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权和伊拉克的萨达姆政权，一方面于2003年提出“大中东改造计划”，企图利用基督教文明改造阿拉伯伊斯兰文明。但是，这一计划遭到阿拉伯国家几乎一致的反对，美国不得不将其暂时搁置。这些虽然不是西亚北非大动荡发生的直接动因，但却可视为这次大动荡的一个重要国际背景。

今年初，突尼斯和埃及先后出现社会动荡，反叛者提出的口号，与美国的“大中东改造计划”是惊人的相似。可是，这些口号针对的，并不是美国原来预想的伊斯兰保守势力，而是美国在这一地区的战略盟友。这使美国既惊喜又尴尬。权衡利弊，美国只有抛弃突尼斯总理本•阿里和埃及总统穆巴拉克等老盟友，对反叛者表示支持，以期将西亚北非所发生的一切纳入自己的战略轨道。美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继而推波助澜，尽力将“革命的矛头”指向利比亚、叙利亚等“邪恶轴心国家”，以扫清西亚北非地区的反西方势力。

就美国来说，这次介入和干预有三个特点。一是以自己的战略利益为基准，采取实用主义的“多重标准”，积极支持推翻利比亚、叙利亚等国政权，容忍作为反恐合作伙伴的也门政权，纵容沙特阿拉伯武力弹压巴林的反政府活动。二是鉴于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的教训和国内金融经济危机加深，美国没有直接向西亚北非派兵。在利比亚问题上，美国“退居二线”，出谋划策，出钱出装备，让法、英等北约国家去打头阵。在叙利亚问题上，美国只是威胁、施压，至今尚未“动真格的”。三是策动本地区一些国家直接去应对，以坐收渔翁之利。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土耳其在本地区事务中各有自己的利益考虑，在这次大动荡中，不同程度上扮演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马前卒角色。有的美国报刊甚至直言不讳地称其中有的国家为“西方走狗”。

最近，西亚北非大动荡中出现的一个引人注目的新现象，这就是伊斯兰势力趁乱崛起。两个月来，各色伊斯兰势力在突尼斯、摩洛哥、埃及的议会选举中得胜，大有登台执政之势。同时，各种伊斯兰势力在利比亚、也门、叙利亚也竞相涌动。一般估计，代表伊斯兰势力的政党即使在一些阿拉伯国家执政，也不至于完全推行宗教极端主义政策，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公开对抗。但是，据报道，美国还是深感忧虑，不得不未雨绸缪，一方面想方设法对其加以抑制，另一方面试探同其接触，以尽早施加影响。

西亚北非的大动荡仍在持续，长期积累的能量恐怕一时难以全部释放出来。美国虽然从伊拉克撤军，战略重心东移，但决不会放弃中东地区。这一地区内外的其他各种势力仍在通过各种方式施加影响。无论仍在动荡的国家还是动荡暂告一段落的国家，今后前景如何，恐怕很难预料。